配资论坛官网登录入口陈云曾经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在一个县里，宁缺一个组织部长，也不能缺一个税务局长！”

1951年1月12日，北京西交民巷的财政部小礼堂灯光通明，预算草案铺满了长桌。会场里烟雾缭绕，陈云把文件合上，抬头对同僚提醒：“抗美援朝要钱，百姓过年也要钱，花得再紧，也得让账目对得上。”一句话，让所有人屏住呼吸；财政，成了那一冬最硬的命题。

灯火之外，寒风里依旧能闻到硝烟。前线急电连番报来，弹药、棉衣、罐头，张口就是数字。陈云拿尺子比划，“边抗、边稳、边建”六个字写在墙报中央。有人低声议论：“支出成堆，哪来这么多收入？”陈云指着最上方一栏：“先守住税收，再谈别的。”这份1951年财政概算后来被称为“打着算盘过刀锋”的样板——没有赤字，还挤出结余十七亿旧币。

情景一转，时间倒回到1944年2月，延安城里正吹着带沙的西北风。刚过完年，陈云受命出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。他到任第一天没去办公室，而是牵着一匹瘦马，沿延河边的磨盘道走访商贩。磨盘坊一个老掌柜诉苦：“税不齐、税不明，今天来征粮，明天又抽捐。”陈云记下要害，拍了拍对方肩头：“税苛生乱，这关要过。”

接下来的两个月，他梳理陕甘宁几十种杂税，逐条贴在墙上。重复、掺杂、名目混乱，一目了然。他画红圈的，是要立刻动刀的；画蓝圈的，留作缓冲；没圈的，干脆废止。3月下旬召开第一次边区税务联席会，他提出“开源节流、多收少付、量入为出”。会后，延安南关一位年轻税务员回宿舍，兴奋地说：“真要变天了！”

1945年2月1日，边区财政厅工作检讨会召开。陈云第一句话：“生产第一，分配第二；收入第一，支出第二。”桌旁摆着几袋刚打好的糜子，他指着粮袋：“先得种出粮，再谈怎么分。”那年春荒依旧，但粮袋里多出两成库存。税负减轻，老百姓脚下的土坯房却多升起炊烟，这在战时并不常见。

边区税制变革的关键在“统一”。过去县、市、区各自为政，不同区同一支队伍进村，可能连征三回。陈云主张统一税则、统一票据、统一口径，收支账本改用统一格式。为了压住人情税、关系税，他干脆从延安挑出一批没处世故的年轻人组成巡察组，异地轮换，三月一调。“自己人不好开口，生面孔最好下手，”他笑说。

1946年底，依赖此番整顿，陕甘宁财政自给率首次突破七成，即使在最缺盐的季节，军需没有中断。数据传到前线，贺龙在电报里加了句：“后方稳，前线定。”这封电报被陈云钉在办公室门板上，警示所有人：数字背后，是人心。

1948年6月10日，东北整座铁路网接连归于我方控制，陈云奉调沈阳，主持东北财经工作。新到驻地，他先去铁路职工宿舍看厨房，用筷子挑开菜盆里的冻土豆：“寒得狠，口袋可不能寒。”可东北最大的难题不是吃，而是旧税制。国民政府留下的捐税多达一百三十余种，币制又混乱，若全盘推倒，必生动荡。陈云于是端出“原封接收、逐步改造”，先稳再改。

会上一位地方干部质疑：“原税制多是苛捐杂税，沿用是否失民心？”陈云沉吟片刻：“苛税要砍，但刀口要准。先接住收入，免得粮草断档；再一层层剥，剥到只剩百姓能承受的。”说罢，他甩给对方一本厚厚的《东北财政收支统计》。真实数字比空洞口号更有说服力。

随后半年，东北财经处停征了“兵役捐”等十余项带政治色彩的旧税。对军火工业、煤铁矿山则按产值征税，另设进出口临时附加税。征管体系由旧税务员八成留用，两成新训；留用者必须重新宣誓，档案统一审查。“换人不换制，换制不换人，各有风险，得互补着来。”陈云私下如此比划。

截至1949年1月，东北税收同比国统区末期增幅一成五，却把城乡税负压力平均压低近两成。旅顺口码头卸下的美援物资被及时征税折现，转运前线。陈云给中央的电报只有一句：“子弹有着落了。”朴素，却字字千钧。

1949年10月1日，天安门城楼礼炮震耳，那一刻，新国家需要完整的财政架构。人手却紧张，新政权层级多、用人多，县级干部尤显不足。12月底，中央召开加强地方财政会议，陈云抛出那句后被广为流传的话：“一个县里，宁缺一个组织部长，也不能缺一个税务局长。”全场哗然，他补充一句：“无税，无米，无兵，无治。”八个字戳到根。

组织部长负责队伍建设，看似重要，可没有税收，队伍建得再好也举步维艰。陈云把税务局长提到首位，就是要在最基层打桩——桩子稳，政权才能压得住风浪。1949年冬至1950年春，全国共紧急调训六千多名税务骨干，下到十一个大区、一百六十余个专区。有人戏称“财政兵团”，其实就是把账本当武器的前锋队。

1950年6月朝鲜局势突变，10月志愿军入朝。国防开支骤涨，物资需求雪片飞来。陈云再度进京主持1951年度概算。面对七百亿旧币的军事需求，他坚持“开源第一”。他取消中央部分重复项目，推迟非急迫建设，新增战时消费税，调整烟酒税率，同时提出严限公款宴请、精简会议、暂停购置高级公车。有人开玩笑：“财政部把袜子都补了又补。”

战场吃紧，但国内物价出奇地稳。天津棉纱、上海米价波动区间很小，黑市倒货难以施展拳脚。这说明“边稳”发挥作用。与此同时，陈云要求各省财政厅将结余百分之三上缴中央，再按需返还军事特支，形成“聚如泉、散如雨”的流动。1951年9月，第一笔结余款转入中央国库，数字虽不算大，却是战时财政良性循环的信号。

年底总结，财政收支平衡，甚至略有盈余。外界有人感慨“奇迹”，陈云摆手：“账目合，是人人省出来的。”那天夜里，他在日记里写下短短一句：“税为国脉。”多年后，这页扉页已泛黄，墨迹仍清晰。